这样的消息，可以让人看到“共体时艰”的心境，但也难以避免地引出了一些质疑。企业高管，难道有什么时候不是“慎抓”，或者有什么时候未受到良好保护吗？一个法治社会，原无分什么人，权利保护都是要充分的，抓都是要慎重的。强调本身，令人产生种种疑虑。
广东省检察院推出的一个“意见”说，企业负责人和技术业务骨干，涉嫌一般犯罪的，可不采用拘留、逮捕等措施（1月7日《广州日报》）。这就从原则性的“保护”进到了相当具体的做法。特别强调“保护高管”也十分显眼，但还不如“一般犯罪不拘留和逮捕”来得生猛。一般犯罪是哪些，别的人在同样犯罪情况下是否也不拘留和逮捕，“意见”的效力是否高过法律，这些问题，回答得了吗？
我可以理解面对企业困局的焦虑，但不可以理解变更法治公平原则的做法。企业困局，甚至使我更加希望法治公平的实现。对一个社会来说，保护企业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我想，不是犯罪开恩，而是让企业成为平等的法律主体。这包括企业与政府的关系，也包括企业与公民的关系。
就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来说，政府有太多的审批，有太多的干涉，有太多的征收，有太多的摊派，有太多的不合理负担，都是扼杀企业生机的行为。这些行为，在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的时候，其严重后果还难以体现出来；遭遇金融危机时，企业生死变成严重问题，恶劣后果就容易呈现了。
就企业与公民的关系来说，企业一般处在强势位置，当公民以消费者身份与企业打交道时，容易陷入被动；当公民以员工身份进入企业时，更容易陷入被动。这段时间，又有专家建议，可以搁置《劳动合同法》的规定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，帮助企业渡过难关，这简直是胡扯！
企业搞不好，谁也没好处，不只是企业家倒霉，而且政府税收有问题，居民就业有问题。所以企业务须重视。问题是，重视是通过什么来实现，通过让公民更加弱势来实现吗？不应该是这样。
给企业一个良好的环境，政府有很多事情可做。国有企业的腐败，可以治理吧；民营企业发展受限，可以松开政策限制吧；公民创办的小企业面临各种障碍，可以去解决吧。
政府还可以做的，是对企业减少审批，减少干涉，杜绝摊派，杜绝吃拿卡要，杜绝一切不合理负担，如果企业整体上进入困境，则应考虑减少征收，以激发企业活力，争取恢复生机。在这些方面，金融危机中为何却未见明显动作，能看到的，只是“一般犯罪不拘留和逮捕”之类交易法治原则的保护令，这真是很奇怪的事。
